新高考将不再公平？连高考都不再平等孩子们将何去何从？

中国高考制度一路走来已有六十余年的历史，无论是时代背景，还是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期间虽屡次修修补补，却都因思想保守，因循守旧未敢做伤筋动骨的大改革，从而落后时代的要求，导致民怨沸腾，社会不安。

自新高考改革文件发出到浙江上海的新高考试点，至今新高考已经在全国推广开来，然而，轰轰烈烈的高考改革并未受到广大考生和家长们的爱戴及欢迎。相反，逐渐让公众们对教育失去信心，对高考失去信任！

目前，公众的愤怒主要集中于家庭能力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可想象的后果，在家庭能力之外，实际上还存在学校能力差异所产生的整体性影响。如果从学校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不同层次学校在面对新高考改革时的能力和阻力差异，如果调试不当，整个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效果就会大大折扣。校际能力差异主要表现在师资调整能力和教室配备能力上，软硬件资源能力决定了不同学校学生所享有的权利差异。

从师资调整能力上来看，实行新高考后，学校要重新调整师资，有的学科师资缺乏，有的学科师资剩余，学校要设法招聘新进教师，解决剩余教师。师资力量的调整能力与学校的经济实力、地理位置和学校的知名度相关，不同学校的内在差异使得他们在面对新高考时的行动能力不同。

目前，全国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的县城高中普遍面临着教师招聘困难，一方面由于学校经济负担重，很多县城高中都处于负债运营的状态，学校建设和教师待遇不能得到保障；另一方面由于县城经济落后，基础配套设施不健全，生活不便利，年轻人都不愿意到县城任教。

即使是县城最好的高中，也普遍面临教师招聘困难的境遇。比如甘肃会宁县（红军会师地，著名的高考强县），在县政府的支持下提出为免费师范生提供20万元的安家费的条件，政策实施两年无一人去应聘，原因可想而知。

中西部某些县城高中，由于地方财政实力极为薄弱，10多年没有招聘一位新教师，教师老龄化问题严重。相比之下，城市高中处于市区，来自政府的支持力量更多，更容易吸引年轻人入职任教，在师资调整能力上也更强。不过，城市学校也不能一概而论，市区最好学校和中低层次的高中存在明显的差异，同样存在中心与边缘之别。

从硬件配套能力上来看，新高考政策涉及到最重要的硬件是教室。

由于新高考增加了学生选择权，让学生从6门等级性考试科目中自主选择参加3门科目考试，不同学生的选择不一样，因此要实行走班制。走班制意味着学生不固定在同一个教室中，所有学生从6门科目中选择3门科目，有20种组合方式，班级数量必然增加，班级数量增加相应要增加教室。然而，看似容易解决的基础设施配套的问题，在当前的教育财政制度下却难以解决。

我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城乡中小学通过接受国家发放的生均经费保证学校运转，此外还可以依靠教育支持项目兴建校舍，改善学校基础设施，比如近些年国家实施了“薄改”项目，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项目等。高中则一方面依靠自给自足，通过收取学杂费获得一定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获得来自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越是发达地区，二者累计收入就越多，越是欠发达地区，二者累计收入越少。

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讲，两项收入不仅要维持学校日常运转，包括水电费花销、校舍维修、购买日常教学用品等，还要用于发放教师奖金用于激励教师积极性（现在已不允许发放，但教师积极性相应下降）。这些地区地方财政薄弱，要扩建高中校舍增加教室供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只能巴望中央有政策下来，然而，高中校舍建设项目的竞争性非常强，获得政策福利可遇不可求。

我们在东部发达地区调研时看到的高中学校，不仅新建了校舍，还配齐了各种功能室和教学器材，高中校园按照大学标准设计，建设成本高达几亿元。而在中西部地区调研时所看到的高中校舍大多非常破旧拥挤，没有功能室，教学器材陈旧，原有校舍没能力修建，要扩建的压力更大。

中部省份某县一中几十年没有新建校舍，学校负债4000万，直到今年县政府才为该校争取了650万元项目资金建设了一栋综合楼，并努力挤出1000万元为他们还债。即便如此，该校校长办公室远不如东部地区老师们的办公室，学校办公空间不够用地下室来凑。有的县政府因财政能力限制无力支持高中发展，只能默许高中办“校中校”收取一些费用维持运转与自主建设。

一些省份已经开始实施高中攻坚计划，用于提升高中学校的办学条件。但是，需要保持清醒的是，改变基础条件并不意味着能够解决学校能力的差异，实现高中学校的均衡发展。原因在于，不同学校因为区位、地理等多方面的因素已经形成了难以跨越的天然差异，学校之间的相对位置实际上没变，而新高考政策对于学校调试能力要求是持久的。

仅就师资问题来讲，不同年份学生选择科目的偏好不一样，学校要根据学生需求变化调整师资结构，这就对学校能力提出了要求，不同学校在应对上存在差别。在浙江，有的学校就为是否增加教师感到非常为难，增加了如果后期用不到对于学校和教师都是浪费，不增加又无法满足当前学生的需求。如果学校长期陷于资源配置的困境中，必然会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稳定性。

新高考政策对学校的师资调整能力和硬件资源配套能力提出要求，有的学校能够为学生提供20种组合的班级，有的学校只能为学生提供4-5种组合的班级，这意味着高考不再是教育的竞争，而是学校和地区经济实力的竞争。

学校解决教师配置和教室配备问题的能力越弱，就越无法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自由，在学科选择上学生只能按照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或被分配。质言之，学校能力越差，学生可选择的自由空间越小。这就意味着，新政策所赋予的自主选择权利其实是不对等的，制度越复杂，对学校的能力要求越高，制度越简单，学校发展着力点越好确定。

在传统高考模式中，中西部地区和发达地区的边缘高中还能依靠自身的比较优势追赶上发达地区的优势高中，给予部分学生上好大学的机会，比如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会宁一中等。在复杂制度下这一点竞争优势将被消磨殆尽。原本更多靠个体努力的高考，逐渐转化到学校能力之间的差异与竞争上来。

在《方案》最后，政策制定者也清楚认识到高考综合改革对普通高中基础设施、教师队伍和考试机构提出的要求，现有师资、教室等教育资源面临严峻压力，需要相关部门配合解决。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能否解决要打一个问号，即使有国家大力支持，解决时间要多久，就要牺牲多少学生的利益。

当今中国高考制度最令人诟病的有两点：一是京、沪等超级大城市的低分录取；二是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低分录取。前者是高官权贵聚集之地，近水楼台，先到先得。后者则扛着促进边疆发展，巩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高尚大旗，顺理成章，理所应当。其实两者都是错误的。京、沪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导者，具有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优势，带头不公，只能引发外地离心离德，这种情绪长期积累，就会导致社会巨大的不稳定，今年已经出现了。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都有了巨大的进步，总体上应与内地差距不大。斗米恩，升米仇。如今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早已过了贫困、落后、愚昧的阶段，再继续无原则的施米救助，只能助长惰性，养成坐享其成的毛病，扼杀他们的聪明才智，阻碍他们的进步。低分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歧视。

然而我们的新高考似乎并没有针对目前高考制度令人诟病的地方而进行优化和改革，反而将教育资源的不公带来的影响最大化，让贫弱的孩子们断送了死命读书这一条唯一的翻身出路！

当然，社会从来就是不公的！你怎么让一个坐在漏风的教室里的却感谢知识美好的孩子，和一个坐在中央空调、空气净化器马力全开的教室里却抱怨多媒体设备些许卡顿的孩子，讨论公平与否的问题呢？

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一出生就已经拥有了父母所有的财富，人际关系，背后的智囊团。有的人从0开始，有的人从100开始，有的人拉着父母跑，有的人坐上了父母的飞机。

泛泛的讨论高考是否公平毫无意义，因为这个东西本不公平。

如果能把人的灵魂抽出来，放在同一个高度辩论

“高考不公平！我的家庭一无所有，怎么和你拼！”

“那又如何，我的家庭就是什么都有，抱歉，有家庭背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高考考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智力，或是对知识的掌握与熟练，也不仅仅是对数字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很遗憾这么说，但高考考的是上述所有能力与社会地位的综合分数。